在年内出现总经理变更的公司中,公募基金的老总们已经将枪口对准了制度

公募基金总经理变更潮仍在延续。7月份以来,又有上银基金、大成基金、圆信永丰基金等3家公司新任总经理走马上任。 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,今年以来,已有近30家基金公司出现总经理变更,而2018年全年共有32家基金公司变更总经理。  20多家基金总经理履新  7月22日,上银基金发布总经理变更公告,刘小鹏为新任公司总经理,原总经理李永飞因个人原因离任。资料显示,刘小鹏来自公司大股东上海银行(601229),此前担任上海银行市南分行副行长。  大成基金也于7月换帅。根据该公司7月6日的公告,公司副总经理谭晓冈升任总经理,原总经理罗登攀因个人原因离任。  7月2日,圆信永丰基金发布公告,来自股东方厦门国际信托的副总经理蔡炎坤担任公司总经理,原总经理董晓亮因个人原因离任。  统计显示,今年上半年有约20家基金公司总经理履新。6月份,东吴基金原总经理助理兼投资总监程涛履新湘财基金总经理,湘财基金原总经理来君因工作调整转任公司其他职务;新华基金原总经理张宗友4月份升任董事长后,来自股东方的恒泰证券副总裁刘全胜接任总经理。此外,中信保诚基金原副总经理、首席市场官唐世春出任公司总经理一职;上投摩根、金元顺安、淳厚基金、工银瑞信、农银汇理、摩根士丹利华鑫、华富、兴业、民生加银、朱雀、宝盈、蜂巢、华润元大、金鹰、浙商证券(601878)资管、交银施罗德、中信建投(601066)等10多家基金公司也在上半年迎来新任总经理。  从变更原因上看,基金公司总经理岗位出现变化,原因不外乎原总经理升任董事长、个人原因离职、任期届满、工作安排等,其中,升职和个人原因占较大比例。如工银瑞信、交银施罗德、新华基金、蜂巢、醇厚等公司都是因总经理升任董事长或副董事长而变更总经理,大成、上银、银河等公司总经理则因个人原因离任。  相应地,由副总接替或由股东方委派是主要的任命方式。如大成基金的谭晓冈、交银施罗德基金的谢卫、农银汇理基金的施卫此前都是公司副总经理;上银基金的刘小鹏、工银瑞信基金的王海璐、新华基金的刘全胜等都来自股东方。  多家公司总经理空缺  与往年相比,今年公募基金行业总经理变更更为频繁。据记者统计,今年以来已有近30家基金公司出现总经理变更,其中23家总经理已经履新。  根据Wind资讯的统计,2018年,有21家基金公司迎来新总经理,而2017年共有18位基金公司总经理履新。在大型基金公司中,嘉实基金、华夏基金、建信基金、景顺长城基金都在2018年完成了总经理人选的交替。  在年内出现总经理变更的公司中,银河基金、国投瑞银基金、渤海汇金证券、恒越基金、中融基金、先锋基金等总经理一职目前均由公司董事长或副总经理代任。  “最近几年,由于产品难发,规模难做,不少中小型基金公司在压力之下,缺乏方向感,要么原地踏步,要么陷入困局。”一位业内人士表示,基金公司总经理变更频繁,反映出行业竞争的加剧。从每个季度基金公司规模排名中便可看出,总有公司会忽然脱颖而出,往往是公司策略或布局在“风口”期发挥了关键作用。  “在以人为本的基金行业,高管的变动往往会对公司产生较大影响。业务能力突出的高管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产品布局、销售风格、投研体系、业务架构,乃至激励机制方面的变化。有的中小型基金公司仅因为聘任了擅长权益、固收投资或有丰富资源的副总经理,相关业务在半年到一年内就有很大起色,作为公司掌门的总经理作用就更为重要。”该人士说。  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,基金公司要想通过合适的掌门人选来打破困局,甚至实现弯道超车并非易事。一位年内迎来新掌门的基金公司内部人士透露,按照正常规划,其所在公司大股东几年前就有计划进行公司高管变更,但苦于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而拖延至今。

  在自上一任总经理张嘉宾离职已经整整9个月之后,民生加银基金宣布总经理职位由俞岱曦继任。诺德基金公司9月17日发布公告称,其新任总经理自9月13日变更为潘福祥(微博),而原总经理杨忆风(微博)转任该公司董事长一职。

  今年6月份离任的招商基金(微博)总经理成保良曾对媒体坦承,“招商最初曾面临(中外方股东)融合的问题,比如在投资理念上的争论,甚至还有人因理念不同而离开”。今年3月底,金元比联基金总经理易强在离任一个月后公开声称“新基金公司已无路可走,行业存在的问题不解决将会面临更严重的问题”。

  国海富兰克林9月30日发布公告称,其新任总经理李雄厚任职资格已于9月23日通过证监会核准。10月11日,易方达发布公告称,该公司原总经理兼副董事长叶俊英出任公司董事长,原副总经理刘晓艳出任公司总经理,原董事长梁棠转任为名誉董事长。同日,中海基金(微博)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,该公司总经理由黄鹏担任,其高管任职资格在9月30日已通过证监会核准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目前业内总经理的专业背景还是以政府机构和投研为主,67家基金公司总经理(包括未审批的拟任总经理及代理总经理)之中,具有政府部门从业经历的有21人,有投研管理经验的20人,曾负责过市场或财务等其他方面管理工作的有26人。其中,市场营销等领域出身的总经理有10人,仅相当于出身投研的总经理数量的一半。以基金管理规模为准绳考核这些非营销领域出身的老总,也是基金行业“拧巴”的一个现象。

  基金业高管变更掀起了一个小高潮,最近约一个月之内,多达5家基金公司宣布了总经理岗位的易主。

  “一把手”频频变更的根源还是公募基金的治理制度问题,这也是行业至今打不开的死结。

  而公司治理制度较完善的基金公司老总更换频率会很低。一家中小型基金公司老总向记者坦承,他能在这家公司呆那么久,并且这几年公司能够稳健发展,得益于股东们意见一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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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由于行情不好,基金行业今年的换帅事件达到了近年来的顶峰。据记者不完全统计,不到一年内,已经有20家基金公司换老总,这意味着几乎每三家基金公司就有一家换了帅。

  他认为,从国外的经验看,一些家族企业,私人企业往往更追求长期利益,所以,应允许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基金行业,或者让员工持股,也许可以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。需要找出真正关心公司十年后发展的人,承担最终责任,并且他还要有相应的能力,公司能长期发展才真正有希望。

  拷问治理制度

  尽管不少基金公司的老总在呐喊,可效果甚微。总经理们看不到继续留在公募基金发展的希望。业内人士表示,总经理批量离职,暴露出这个行业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冲突已经非常严重。许多基金公司高管层在股东冲突之间煎熬,“炸药桶”爆炸是迟早的事情。

  他认为,基金业制度上的瓶颈是如何实现持有人、基金经理利益一致性问题。在理财多元化时代,公募基金要有危机意识,要解放思想,改革现行的基金管理制度,特别是要解决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经理利益一致性的问题,即建立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经理两者风险共担、收益共享的基金管理制度。

  在什么都讲求速度,“快餐文化”式的氛围下,董事会对基金公司的考核标准,常常跟基金行业本身的特性相违。

  “时至今日,到了一个对更深层次的公司治理制度进行反思的关键时刻。”华夏基金(微博)总经理范勇宏表示,中国基金业此后十多年的发展中一个显著的特征,就是通过不断的制度建设、放松管制来获得发展契机、壮大实力。但不断的创新,始终停留在一个产品、投资、业务等这些表层问题。

  “现在全社会都在追求快,最好总经理今年到任,明年就可以取得不错的业绩。而基金业的业绩、信誉和品牌都是需要长期积累的,是一个长线业务,如果股东过于追求短期利益,给管理层过多的短期压力,就会出现急功近利的行为,出现矛盾。”富国基金(微博)总经理窦玉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。

  换帅明的原因在于基金公司的业绩压力,但包括考核周期过短、股东和管理层过于急功近利等行业性的制度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。公募基金的老总们已经将枪口对准了制度,声言制度将决定行业的生死存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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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基金公司的高流动性早已不觉得稀奇,但是今年以来总经理接二连三地改变不得不让人关注。

  总经理离职的一个常见原因,是没有完成董事会的任务。据统计,总经理离职的基金公司,近一半在任期间资产规模下滑或停滞不前,董事会常常会对总经理施加压力。

  近来的变更速度还在加快,最近一个月以来,就有5家基金公司宣布总经理履新。

  采写:南都记者 谢晓婷 实习生 林岚

  据南都记者粗略统计,今年以来已经有多达20家基金公司的总经理发生了变动,而且其中不乏易方达和博时这样的巨头。8月份,博时基金总经理肖风离职,可谓年内基金业人事变动的最大事件。

  难以承受的“快餐文化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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